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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来的颜色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:2018-04-18 分享:

许多来故宫的游客或许不曾注意,故宫最动人的时候,是百花盛开时。在这古老的院落里,春天,无疑是一场盛大的节日。

有人说,第一缕春风是从东南角楼吹进紫禁城的,那么,同期开放的花,应该是由东向西,像一层层的浪,漫过紫禁城的。其中,宁寿宫花园里的二月兰、绛雪轩前的太平花、文华殿前的西府海棠,建福宫的梨花,都让人感受到宫殿里的时光流转、生命律动。“还有很多一时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,都会在有风吹过的地方生出来,墙角、砖缝、瓦垄,甚至是城墙上高高的滴水里,都会意想不到地探出花朵来,告诉人春天到了。”

很多人以为紫禁城里没有花木,但这只是个错觉。如同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众多花卉画作,在无声的绽放里,铺陈出一个个朝代的审美与气韵。比如,即将展出的故宫博物院馆藏吴昌硕作品,其中一幅他七十四岁所作《牡丹图》轴,用胭脂画红,色彩古艳。背景粗朴的石头,又为色彩作了平衡。题识有趣:

跛足一翁出无车,身闲乃画富贵花。燕支用尽少钱买,呼婢乞向邻家娃。

“燕支”,就是“胭脂”。

潘天寿说,吴昌硕“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,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”。

五彩缤纷、大红大绿,这显然属于中国民间的色彩谱系,与清雅深邃、富于哲学色彩的文人画泾渭分明。宋代的玉骨冰心、北宋苏轼奠定的“简古淡泊”的艺术风格,引领着中国画脱离了形似阶段,走向静穆深远。但这世上的一切,都没有万古不变的,绘画尤其如此。当文人画越走越玄远,现世的审美,就急需画家来补充。

有学者评论其画作的色彩时说:“吴昌硕经常使用复色画法,大红大绿,重赭重青,通过微妙的色彩变化,显得既鲜艳厚重又得斑驳苍浑的古趣。他晚年尤其喜用西洋红,这种红色是近代才从西洋传入的,其特点是浓郁浑厚,弥补了胭脂淡薄的缺点,正好与他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相匹配,艳丽强烈的色彩,给吴昌硕朴厚古拙的画面平添了无限生机。”

是的,这无限生机,正是无限地接近了大自然本身。

“仲春二月,烂漫花开,姹紫嫣红,风光大好。”这是自然对人类视觉的犒赏。花是自然的尤物,早已入诗入画。诗和画,是中国人对这种自然之美的自觉回应。《诗经》中就有诗曰: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”描绘桃花开放,鲜艳茂盛的样子,借以形容少女之美,开创了以桃花喻美人的传统,所谓“南国有佳人,容华若桃李”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

到了六朝时代,也许是因为社会动荡,命如草芥,人对生命有着特殊的敏感,六朝人描述花木,精致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,这也抽空了时间的间隔,让我们的目光可以直接抵达六朝,落在花木声色上。

如胡晓明先生所说,六朝人描写花光、水色、芳林、云岩,达到了“斗巧”的境地。如写花之鲜,用“雨洗”,写水之美,用“泉漫”(“雨洗花叶鲜,泉漫芳塘溢”);写花之绽放用“舒”(“紫葵窗外舒”)、用“抽”(“新条日向抽”)……中国人写山水草木的词汇,似乎被六朝人用完了。写花木的华滋,如“红莲摇弱荇,丹藤绕新竹”,如“塘边草杂红,树际花犹白”;写虫禽的嬉闹,如“蜻蛉草际飞,游蜂花上食”,如“巢燕声上下,黄鸟弄俦匹”(以上皆谢朓诗句),等等。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风景的细嚼慢咽、精心品赏;而在这种心情里,隐藏着对大自然生命的珍爱与流连。

写花难,画花更难。因为“花无定形”。而画花,不只要画形,还要画神、画骨、画气。

其实果类花卉入画,自唐五代以前就有,其中包括桃、李、梅、杏等。宋徽宗时代编定的《宣和画谱》中有《蔬果叙论》,写:“早韭晚菘,来禽青李,皆入翰林子墨之美谈,是则蔬果宜有见于丹青也。”元代钱选《八花图》卷(故宫博物院藏),绘有折枝海棠、梨花、桃花、桂花、栀子、月季、水仙等八种花卉,画法继承宋代院体,用笔柔劲,细洁而秀润,设色清丽淡雅,给人幽静超脱的感觉。现存钱选花卉仅此一本。明代沈周,除了绘制山水画,亦画有大量花卉、果树。朱元璋苦命的后裔石涛(朱若极),自称“苦瓜和尚”,写有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,大到万里河山、小到朝菌蟪蛄,可随时调整焦距,在山水、花鸟、人物诸画种间自由出入、收放自如。

吴昌硕的笔下世界,堪称一部花的百科全书。他笔下的花木王国,加入了许多新的成员,有被文人视为“大俗”、却为百姓所爱的桃红李艳,还有杏花、水仙、罂粟、芦花、紫藤、菖蒲、栀子花、雁来红等。犹如六朝的诗句,吴昌硕调动色彩元素去表达花木世界的花影色泽,比如洋红、朱砂、胭脂、朱膘、赭石、藤黄等(他“以墨画枝,以色貌花”的画法后来在齐白石的画里得到延续,而且他更加大胆),甚至不惜动用大红大绿,来描绘这百花盛开的世界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,而艺术,则是人与时代的风云际会。遭遇什么样的时代,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。比如六朝,是神秘、幽丽的,唐人的岁月热烈奔放、青春飞扬,到了宋代,则犹如人到中年,走向深沉和内敛。明清之际,历史环境大变,工商业发展,市民阶层形成,以李贽、戴震为代表的启蒙思想萌动,话本、戏曲成为世俗生活的风习画廊。画家对世界的认识,也自然会发生变化。在宋元山水花卉画中褪淡的色彩,在画家的笔下重现姹紫嫣红,甚至走向大红大绿,呈现出极强的世俗色彩。

绘画的平民化取向,自沈周、文征明、唐寅的绘画里就已经开始。他们大多采用日常题材,贴近日常生活,笔法亦风流潇洒,李泽厚先生将其比拟为“文学中的市民文艺和浪漫主义阶段”。

当艺术史发展到清末,到吴昌硕手上,就不仅是大红大绿,还把这大红大绿用在了文人最宠爱的梅花上——他不只画墨梅,也画红梅、绿梅,甚至把红梅绿梅放在一起,这也是一种特立独行,像他七十九岁所作《寒梅吐艳图轴》,红梅与绿梅交织搭配,在色彩上并无龃龉,反而成就了一种和谐。

大千世界,原本就是一种大和谐。画神、画骨与画气,就是要画出时代的气象,画出大和谐的本色,画出世界本来的颜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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