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许多来故宫的游客或许不曾注意，故宫最动人的时候，是百花盛开时。在这古老的院落里，春天，无疑是一场盛大的节日。

有人说，第一缕春风是从东南角楼吹进紫禁城的，那么，同期开放的花，应该是由东向西，像一层层的浪，漫过紫禁城的。其中，宁寿宫花园里的二月兰、绛雪轩前的太平花、文华殿前的西府海棠，建福宫的梨花，都让人感受到宫殿里的时光流转、生命律动。“还有很多一时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，都会在有风吹过的地方生出来，墙角、砖缝、瓦垄，甚至是城墙上高高的滴水里，都会意想不到地探出花朵来，告诉人春天到了。”

很多人以为紫禁城里没有花木，但这只是个错觉。如同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众多花卉画作，在无声的绽放里，铺陈出一个个朝代的审美与气韵。比如，即将展出的故宫博物院馆藏吴昌硕作品，其中一幅他七十四岁所作《牡丹图》轴，用胭脂画红，色彩古艳。背景粗朴的石头，又为色彩作了平衡。题识有趣：

跛足一翁出无车，身闲乃画富贵花。燕支用尽少钱买，呼婢乞向邻家娃。

“燕支”，就是“胭脂”。

潘天寿说，吴昌硕“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，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”。

五彩缤纷、大红大绿，这显然属于中国民间的色彩谱系，与清雅深邃、富于哲学色彩的文人画泾渭分明。宋代的玉骨冰心、北宋苏轼奠定的“简古淡泊”的艺术风格，引领着中国画脱离了形似阶段，走向静穆深远。但这世上的一切，都没有万古不变的，绘画尤其如此。当文人画越走越玄远，现世的审美，就急需画家来补充。

有学者评论其画作的色彩时说：“吴昌硕经常使用复色画法，大红大绿，重赭重青，通过微妙的色彩变化，显得既鲜艳厚重又得斑驳苍浑的古趣。他晚年尤其喜用西洋红，这种红色是近代才从西洋传入的，其特点是浓郁浑厚，弥补了胭脂淡薄的缺点，正好与他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相匹配，艳丽强烈的色彩，给吴昌硕朴厚古拙的画面平添了无限生机。”

是的，这无限生机，正是无限地接近了大自然本身。

二

“仲春二月，烂漫花开，姹紫嫣红，风光大好。”这是自然对人类视觉的犒赏。花是自然的尤物，早已入诗入画。诗和画，是中国人对这种自然之美的自觉回应。《诗经》中就有诗曰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描绘桃花开放，鲜艳茂盛的样子，借以形容少女之美，开创了以桃花喻美人的传统，所谓“南国有佳人，容华若桃李”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

到了六朝时代，也许是因为社会动荡，命如草芥，人对生命有着特殊的敏感，六朝人描述花木，精致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，这也抽空了时间的间隔，让我们的目光可以直接抵达六朝，落在花木声色上。

如胡晓明先生所说，六朝人描写花光、水色、芳林、云岩，达到了“斗巧”的境地。如写花之鲜，用“雨洗”，写水之美，用“泉漫”（“雨洗花叶鲜，泉漫芳塘溢”）；写花之绽放用“舒”（“紫葵窗外舒”）、用“抽”（“新条日向抽”）……中国人写山水草木的词汇，似乎被六朝人用完了。写花木的华滋，如“红莲摇弱荇，丹藤绕新竹”，如“塘边草杂红，树际花犹白”；写虫禽的嬉闹，如“蜻蛉草际飞，游蜂花上食”，如“巢燕声上下，黄鸟弄俦匹”（以上皆谢朓诗句），等等。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大自然风景的细嚼慢咽、精心品赏；而在这种心情里，隐藏着对大自然生命的珍爱与流连。

写花难，画花更难。因为“花无定形”。而画花，不只要画形，还要画神、画骨、画气。

其实果类花卉入画，自唐五代以前就有，其中包括桃、李、梅、杏等。宋徽宗时代编定的《宣和画谱》中有《蔬果叙论》，写：“早韭晚菘，来禽青李，皆入翰林子墨之美谈，是则蔬果宜有见于丹青也。”元代钱选《八花图》卷（故宫博物院藏），绘有折枝海棠、梨花、桃花、桂花、栀子、月季、水仙等八种花卉，画法继承宋代院体，用笔柔劲，细洁而秀润，设色清丽淡雅，给人幽静超脱的感觉。现存钱选花卉仅此一本。明代沈周，除了绘制山水画，亦画有大量花卉、果树。朱元璋苦命的后裔石涛（朱若极），自称“苦瓜和尚”，写有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，大到万里河山、小到朝菌蟪蛄，可随时调整焦距，在山水、花鸟、人物诸画种间自由出入、收放自如。

吴昌硕的笔下世界，堪称一部花的百科全书。他笔下的花木王国，加入了许多新的成员，有被文人视为“大俗”、却为百姓所爱的桃红李艳，还有杏花、水仙、罂粟、芦花、紫藤、菖蒲、栀子花、雁来红等。犹如六朝的诗句，吴昌硕调动色彩元素去表达花木世界的花影色泽，比如洋红、朱砂、胭脂、朱膘、赭石、藤黄等（他“以墨画枝，以色貌花”的画法后来在齐白石的画里得到延续，而且他更加大胆），甚至不惜动用大红大绿，来描绘这百花盛开的世界。

三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象，而艺术，则是人与时代的风云际会。遭遇什么样的时代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。比如六朝，是神秘、幽丽的，唐人的岁月热烈奔放、青春飞扬，到了宋代，则犹如人到中年，走向深沉和内敛。明清之际，历史环境大变，工商业发展，市民阶层形成，以李贽、戴震为代表的启蒙思想萌动，话本、戏曲成为世俗生活的风习画廊。画家对世界的认识，也自然会发生变化。在宋元山水花卉画中褪淡的色彩，在画家的笔下重现姹紫嫣红，甚至走向大红大绿，呈现出极强的世俗色彩。

绘画的平民化取向，自沈周、文征明、唐寅的绘画里就已经开始。他们大多采用日常题材，贴近日常生活，笔法亦风流潇洒，李泽厚先生将其比拟为“文学中的市民文艺和浪漫主义阶段”。

当艺术史发展到清末，到吴昌硕手上，就不仅是大红大绿，还把这大红大绿用在了文人最宠爱的梅花上——他不只画墨梅，也画红梅、绿梅，甚至把红梅绿梅放在一起，这也是一种特立独行，像他七十九岁所作《寒梅吐艳图轴》，红梅与绿梅交织搭配，在色彩上并无龃龉，反而成就了一种和谐。

大千世界，原本就是一种大和谐。画神、画骨与画气，就是要画出时代的气象，画出大和谐的本色，画出世界本来的颜色。